2013年欧盟再次提出的立法提案取消了被遗忘权的说法，即由原来的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erasure改成了right to erasure，实则是对数据控制者科以了更加繁重的遗忘义务。

(中井検裕「分権下における広域計画」簑原敬編『都市計画根底から見直し新たな挑戦へ』(学芸出版社、2011年)128—129頁)。(2)选择低廉的交涉成本。

3.21世纪00年代后半期：对应缩小城市 自21世纪00年代后期开始，政策课题不再拘泥于城市型社会而开始面对缩小城市。[9]参见角松「経済的自由権」安藤高行編『憲法Ⅱ基本的人権』(法律文化社、2001年)213—250頁(234—235頁)、森村進『財産権の理論』(弘文堂、1995年)140頁，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57(2)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7-359(354-356)(1967).(大島和夫訳「財産権理論について」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62号(2005年)45—63頁(56—58頁))。如由自治体来决定是否建立规制制度，结果将是只有极其少数的自治体能够真正施行有效的城市规划行政。例如，司法权对日照权做出确认以及对侵权行为法上的景观利益做出确认。参见角松「縮小都市と法」新世代法政策学研究第16 号(2012年)243—263頁(245頁)。

承担着法律上的争讼的司法权的作用在于防止主观权利受到侵害。[47]参见角松「宅地開発等指導要綱の歴史と現在—武蔵野マンション事件」論究ジュリスト03号(2012年)36—46頁。[2]总体而言，这些理由主要围绕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性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统一审判标准、人案矛盾突出、协调解决权利无效的程序衔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科技创新等，但知识产权纠纷及其解决的上述特殊性能否成为专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充分理由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显然有些牵强，甚至有些理由似是而非。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成立。如果能确定一套经济、便捷、高效的运行模式，或许三合一将是自然选择。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司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纠纷解决手段的背景下，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等，需要充分地展示现代法治国家的形象，需要主动地构建、推进和弘扬现代司法文明，而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和力度事关科技创新，我国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均需要将司法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渠道，使司法成为保障科技创新的强力手段，以此加强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依法平等保护，促进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按照第一种思路，直接上诉至高级法院并作出终审裁决，那么中级法院一审时如何对待，是先中止程序等待高级法院裁决？若此，则三合一被虚化。

比如基于知识产权法院系统建设的需要，可以在北京设立一个国家知识产权高级法院，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纠纷案件和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上诉案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的国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选择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和东北各大区的中心城市，另行设立三至五个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的巡回法庭或派出机构。参见袁秀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愿景及其实现路径》，载《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1期，第27-28页。

继《战略纲要》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和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五改革纲要》均提出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第2条第2款，不服国务院行政部门裁定或者决定而提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二是从知识产权纠纷的属性出发，因为知识产权本质上是私权，如果涉及到第三人针对权利有效性提出异议，本质上属于当事人之间的直接争议，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增强当事人之间的对抗，而不应将两局作为被告，让其代替申请人答辩，导致角色错位。因此，《2014年决定》的发布，不仅仅是践行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原则，也不仅仅是改革的权限问题，而是对我国法院体系的体制性调整，是司法改革在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的重大推进。

(一)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制度规范考察 除《2014年决定》外，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想在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文件中有所提及，其中主要包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战略纲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四五改革纲要》等，尽管比较零散或仅是只言片语，亦足以牵动人们的神经。鉴于此，当前针对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讨论集中地体现为知识产权法院的体系化建制，至于为何建立(似乎无更多的讨论价值)以及内部运行机制(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已具有较好的试点经验——尽管存在改进之处。鉴于此，如果两局重新作出决定后，当事人仍不服，如果再次提起诉讼，势必造成司法程序的循坏。二是中级法院层级的知识产权法院全部到位后，在基层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层级是按照独立建制模式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还是设立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庭。

就此而言，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可谓正当其时，内在因素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客观需要，外在条件是正好赶上司法改革的热潮。[2]比如归纳而言，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诚然，对知识产权法院运行实践的考察固然重要，但为什么要设立以及是否有必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依然是困扰理论界与司法改革实务部门的难题，也决定着知识产权法院的体系架构以及具体运行机制等。结语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以知识产权纠纷突破口，作为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完全按照司法改革要求组建，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创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有力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审判质量效率得到明显提升，[13]但与建立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且试点中的二合一的诉讼程序也未完全理顺，且与三合一的期待甚远，至于诉讼与两局行政复议的程序衔接暂时仍停留于学术讨论层面，诸如此类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均很复杂，亟待充分论证后作出科学决断，此亦表明知识产权法院及审判程序再造需在改革中谨慎推进。

【摘要】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既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有关，也是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重大突破，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总体布局深刻地理解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目的。以上文提出的两种知识产权法院建制方案为基础，无论采取哪种方案，均可以实行三合一，而且将三合一作为一个大概念，如果某一案件只涉及民事诉讼(行政或刑事)或者只涉及民事、刑事(或民事、行政。所谓双轨制，源于《2014年决定》第2条第1款和第3条的规定。第四，通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恰恰相反，探索符合司法权力运行规律的内部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实行法院内部的精细化管理，仅仅依靠上诉审或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以及法官终审责任制的督促作用，将会导致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的结果，无助于司法公信力的塑造和提升。概括地讲，可归纳为：一是诸如人案矛盾、审判标准和人才需求等属于司法审判中的共性问题，在其他领域的审判中亦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因知识产权纠纷存在上述情况就独立建立法庭或法院，其他纠纷是否也需要遵此先例？而且这些问题通过单独建立法院或法庭是否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或者如果不单独建立法庭或法院，是不是可以在现有体制下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仍有待认真推敲。

[7]刘银良：《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3期，第9页。这种双轨制模式，在当前的试点后期仍存在着如下不确定性。

3.有助于制定专门法院的程序性规定，以提高裁判的准确性及效率。参见易继明：《为什么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4期，第574页。

对此，有学者认为，改革方向上，在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之前，三合一便已在全国普通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铺开，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时再推动二合一的审理模式有逆时代潮流之嫌，是一种改革上的退步。【注释】 作者简介：梁平，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教授，雄安新区社会建设与司法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司法权力在河北省乡村的运行现状及研究(HB14FX016)。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已按照司法改革的要求，建立了新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逐渐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并深入推进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的三合一改革，在此基础上探索诉讼与行政复议的程序衔接，最终运用新型审判机制有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不同诉讼问题。二是从保护、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的高度，突出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以此为基准，提出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知识产权纠纷属于特殊类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专门法院集中管辖则顺理成章。一是从司法改革的总体出发，部署司法机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分离，为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法院提供依据。

根据2019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知识产权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决定。二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建立和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应当坚持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充分地吸纳现有司法改革成果，特别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等确立的改革措施，某些方面可谓是在一片白纸上应当勇于试水，从起步阶段就建立完全契合司法改革方向的新型体制机制，至少不应当是按照传统模式建立然后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

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四五改革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以科学、精简、高效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原则，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而且，由于起草《2014年决定》的时间紧迫，最高人民法院也刻意回避了刑事责任的问题。

[4]张玲玲：《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初步构想》，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3期，第28页。二是建立扁平化的法院内部管理结构，人员配置向办案一线倾斜，真正还权于法官，建立和强化司法责任制，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换言之，两局作出行政决定后，即便依法提起诉讼并两审终审，只要涉及该案的程序依法终结，而不出现因裁判冲突而再审的情况，这既符合我国司法两审终审制，也是成本最优的。特别是《2018年决定》的出台，确立了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民事上诉审和行政上诉审均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形成了中级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的新格局，进一步突破了案件管辖的属地性。[13]刘文学：《知识产权法院：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9期，第43页。近年来，人们的理念逐渐发生了转变，特别是法院内部已逐渐认识到，推进司法权力去行政化改革，并非绝对地将裁判权赋予法官，取消法院内部的一切监督机制。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的内设机构基本上分为审判庭(含立案庭、审监庭)、综合办公室(综合行政、后勤、纪检、党务、人事、统计等)和司法辅助部门(技术调查室、法警支队)三部分，尽可能地缩减内部行政管理编制，同时审判庭只设庭长负责日常协调，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三家知识产权法院扁平化管理运行模式已日渐稳定，可为后续司法改革提供研究的样本，为打造新型业态法院提供运行范本。二是技术革新加快以及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对于这些行业而言，外行都是门外汉，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性特征是否属于特有尚存疑问，具有技术性强的纠纷需要专业人才，这无可厚非，但是否需要建立专门法庭或法院？三是权利无效的程序衔接是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程序中面临的唯一的特有问题，其解决依赖于对行政复议和诉讼程序的改革和调整，以实现二者的合理对接，即便建立专门法庭或法院，该问题仍将存在。

这些新的举措，直指知识产权审判面临的裁判尺度不统一、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不协调等问题，体现了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是激励和保护科技创新的需要，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需要，是统一和规范裁判尺度的需要，目的在于促进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二)诉讼与两局行政复议的程序对接 上文作为大概念的三合一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民事、刑事诉讼与两局行政复议案件，即针对不予授权或权利效力问题，当事人以两局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在三合一中一并作出司法裁判。

(二)知识产权法院的体系化建制 通过解读当前已发布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性改革主要着眼于跨区域、集中管辖和突出技术性等，而对于跨区域管辖存在着两种理解：一是建立独立建制的跨区域法院，诸如已成立的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可称为独立建制模式。但相对于其他案件而言，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一是知识产权是一种授权性权利，但认定权利效力的法定机构是授予权利的国务院行政部门，在民事侵权诉讼或刑事诉讼中均存在着权利效力的确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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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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